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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燕:新高考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齐燕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www.zgxzw.com  2018/9/15 8: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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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考改革第二批次的4个试点省市之一,北京在2018年8月公布了《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文件,标志着北京高考改革政策的出台。北京高考改革方案被大众称为“新高考”。

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新高考”除了会凸显学校的教育差距,同时会凸显家庭教育差距在学生高考成绩上的影响。在传统的高考制度下,家庭在教育中的角色主要是给学生做好后勤工作,学习上的事情交给学校、老师和学生。但是在“新高考”下,家长在教育中就不能止步于照顾好学生的生活起居,还需要深度参与到学生的整个高中学习过程中来。

如果学生要在高考中获得优势地位,家长至少要在三个关键时期高质量地参与:一是学生在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选择时家长要参与;二是在学生高中阶段综合素质培养时期;三是学生面试时。

根据《方案》和《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高考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只是靠学校并不能够完成,必须要有家长的配合。这一论断并非来自主观臆断的推测,而是来自在最早一批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浙江省的经验。

一、家长在选择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中作用:信息获取与理性决策

在选择等级考试科目的关键时期,从6门科目里面选择3门科目,有20种排列组合,在这么多自由选择空间下,学生该怎么选择呢?为了考好大学,首先要把分数考高。

仔细研究《方案》后会发现,由于3门科目在高考成绩里并不是按照原始成绩计分,而是将原始成绩分等级之后再重新赋分并计入高考成绩里。根据北京教委出台的等级赋分制实施方案,每门科目成绩划为5等21个等级,有对应的等级赋分。

举个例子,假设报考物理的北京考生有5万人,那么根据方案,成绩在前面15%的学生在A等里,A等里又分为5个等级,其中成绩排名在前1%的为A1等级,赋分为100,以100分计入高考总分;成绩排名在前1%~3%的考生,等级为A2,赋分为97分,以97分计入高考总分,成绩排名在前3%~6%的,等级为A3,赋分94分,以94分进入高考总分。

所以对于北京考生来说,你的高考分数不是看你的原始成绩,而是看你这门科目在全市的排名。这样一来,要想确保某一门科目在高考中最终以高分计入总分,必须要保证自己这门科目在与全市同学比较中处于优势,否则就会成为分母,帮助别人成为前1%。

采取赋分制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了体现公平,即试卷的难易程度会影响学生的得分,得分高并不一定说明掌握得好,根据考生人数对成绩进行赋分之后,就将试卷难易程度对成绩的影响降低,将考生在该科目上在全市的排名体现出来。

北京的赋分制度可能产生意外后果。就是考生在选择3门高考科目组合时,就要不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科目,还要考虑自己在所选科目上的全市排名,考虑大学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综合一下,学生在为高考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时,要具有以下的知识和分析能力:一是对大学专业要求和自身擅长有清楚的认识,二是有明确的理想学校和专业,并对其专业要求所选科目明确;三是对选考科目自己在全市的排名有一个大概的把握。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没有大学经历并不清楚大学专业情况,于是需要老师和父母指导,老师更多时候是尊重学生和家长意愿,家长要深度参与到学生的科目选择上来。

对家长来说,为了能够尽量制定出符合学生兴趣和特长,又能够比较容易获得高分的科目组合,家长需要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以综合各方信息之后帮助学生做出一个合理的决策。现实是不同阶层的家长在信息获取能力上存在差异,导致学生在选择科目时出现不同的决策方式。

对于上层和中层家长来说,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身对于大学专业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还可以利用丰富的人脉资源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些家长一般会经过多方权衡之后帮助孩子做出一个合理选择。

对于下层的家长来说,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清楚大学专业和要求的能力,社会关系网络也比较窄,他们自身无法给学生提供指导,学生可能就会倾向于随便做一个选择。

所以在高中选考考试科目时,家长在教育过程中所能够提供的教育资源差距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

二、家长在综合素质和面试成绩中的作用:提供校外教育资源

在《方案》中,关于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有两处关键表述:

一处是“从2020年起,参加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的考生的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其中选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即高校招生录取总分满分值为750分。”;

还有一处是“充分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综合评价录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院校范围。”

根据《方案》,有两种录取方式:

一是在非试点高校,以语数英三科的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成绩之总和,即总成绩,作为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依据。这种录取方式的思路与原来一样,还是以高考笔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二是在试点高校,实行综合录取改革。统一高考成绩、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综合之后形成高考最终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满分为750。其中语数英三门课的统一高考成绩在最终的总成绩中占比不低于60%,语数英三科的满分总成绩为450分,符合60%的要求。这样来看,剩下的300分成绩由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三部分构成。

北京高考改革方案在网上引发一片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方案》里面所提到的“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试点方案传达出两个引起公众激烈讨论的信息:

一是在招生录取依据里面,学生语数英3科和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成绩之总和,只是作为招生录取的一部分参考依据,最终录取依据还要加入面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

二是300分里面,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面试成绩又怎么赋分,各占得多少比重?这种新的招生录取方式与原来的只看笔试成绩的录取方式差别极大,意味着招生录取时对学生的考察面增加了。

为什么对学生的考察面增加会引发热烈的讨论,甚至在网上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之声呢?这是因为招生录取改革涉及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面试、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标准化、公平性的问题;二是家庭教育差距在高考教育中的作用凸显的问题。

关于综合素质评价所要考核的内容,《方案》的表述是:

“综合素质评价主要从思想道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客观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整体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素质评价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高中学校要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从这段表述中反映出的信息是,教育部门给出综合素质评价的5个方面,具体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由高中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

《方案》给了学校在综合评价中的自主权,目的或许是为了尊重学校的教育自主权,认可学校是对学生情况最熟悉的单位。

但是综合素质评价这件事情引发大众担忧的地方是:一是不同学校的综合评价的内容和要求存在差异,如何在学生之间进行统一比较,并将比较结果赋分?二是如何避免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行为?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怎么解决?

三、新高考教育考核方式使得家庭教育差距得以凸显

2017年公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考察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细化。

在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考察内容方面,主要是考察学生自身的客观素质,与学生自身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是在思想品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三个考察方面,只是靠学校提供的学习环境还不足以让学生在这些方面突出,还需要校外机构和家长的配合,这里有必要将《实施办法》中对学生素质的要求进行讨论。

思想品德方面要求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要想在这项考察中出彩,学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做公益活动志愿者,可能还需要通过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体现出自己的组织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可能参与策划和实施公益活动,体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可能会更有深度。

为了做好,除了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老师的指导,还需要家长的经济支持和社会资本支持等,因为组织活动可能需要联络相关的团体或单位配合,需要活动经费。

艺术素养方面要求学生表现出在艺术和人文方面的兴趣和特长,参加艺术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特别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为了能够获得好的评价,仅靠学校的音体美、各种兴趣小组培养的基本审美和鉴赏能力还不够,学生需要追求更高能力。

那么在校外进行超额的学习和培训就必不可少了,特别是在学习中华民族在艺术和人文方面的优秀传统文化时可能更是如此,因为这些传统文化从分类上来说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对专业性要求很高。不少家庭的父母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水准,那么家长可能就会倾向于让学生去专业化的培训机构学习。

社会实践方面,要求重点记录学生参加技术课程实习,游学,到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科技馆、企业、社区等社会场所开展参与实践活动的内容、次数、持续时间及收获等。这一项也是在凸显家庭在学生校外社会实践中的参与能力差异。

北京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学校的资源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区要好,学校应该会有比一般地区学校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作为北京考生来说,仅仅把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记录在档案里,并不能出彩,因为你和同学参加一样的活动,高考是和同学竞争。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除了学校的“常规动作”,学生需要“自选动作”,如假期参加一个“国际夏令营”,或是去科研院所学习物理实验,这些自选动作就需要家庭来提供经济支持和人脉资源的支持了。

上述综合素质的培养过程看起来是家长和学生的自主选择过程,是家长和校外机构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过程。但是家庭教育的差距也在这个“自主选择”过程中凸显出来。

在为孩子规划综合素质培养方案的时候,家长需要三方面的条件:

一是家长对可以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的能力类型清楚,知道给孩子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二是家庭具有不错的经济实力,为孩子购买市场化的教育资源和为孩子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支付费用;

三是家长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给孩子联系各类实践单位。

总结起来就是家长要具有比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比较强的经济能力。这样一来,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就变成了对学生能力培养结果的评价和对家庭教育资源投入能力的考核,家庭在教育资源供给中的能力会对学生最终的高考录取成绩产生很大影响。

面试的考核内容在《方案》中没有提,但是自主招生传达出来的面试要求是,面试除了考察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会更关注学生在课堂之外拓展出的知识面和能力,于是具有丰富的知识面和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以及得体流利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就会在面试中占有优势。

学校培养的是平均能力,超出学校学习范围的知识面和能力,需要家庭教育来供给,家庭教育的供给包括家长自身对孩子进行的教育和家长为孩子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两种方式,这对家长的文化水平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提出要求。也就是说,面试时学生能力的竞争背后是家庭提供教育能力的竞争。

从综合素质评价和面试的考察趋向上看,它们都关注学生在校外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学生的竞争就成为家长在校外供给教育资源能力的竞争。

北京家庭虽然总体上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经济能力要好。但是北京也有城乡之别,富人和穷人之分,所以北京家庭在校外供给教育资源上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距。

根据家长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将家庭粗略分为三个阶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其中上层和中层主要在城区,下层则包括了城区的下层和大部分的农村家庭。

其中上层家庭的父母在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上都处于优势,有时间有教育方法,对孩子培养有自己的观点和规划,会比较自如地安排学生的校外学习和能力培养。

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有还算不错的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这一群体主要是城市的一般白领,仍属于需要辛苦上班的工薪劳动者,面临房贷压力,也要面临孩子教育压力,他们在教育上是苦苦跟随上层节奏的状态。

对于广大的下层家庭来说,父母的文化水平一般不高,家庭经济能力更不好,家长们为学生提供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基本上没有能力再为学生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囿于文化水平限制,他们在孩子学习上的具体指导少之又少,最多的是给学生提供精神鼓励。

这样看来,面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部分都走向了新的“拼爹”、“拼妈”。

《方案》所表达的高考招生录取改革意向,应该是希望让优秀学生、天才学生更容易被识别和选拔出来,让高考招生录取更加多样化,满足多种考生的诉求。但是一旦落实,则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反应,家长们为了让学生在新的考核方式下有优秀表现,会加大家庭教育投资,以让学生在校外时间能够学习更多知识,培养更多能力。

上层家庭引领,中层家庭跟随,竞相培养各种能力,增加孩子高考升学筹码,“人有我也要有”、“人无我有”,激烈竞争,家长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自然相应增加。广大的下层家庭学生则因为父母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限制,无力参与到新录取方式下的高考竞争,他们在高考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会进一步凸显。

上述分析是在假设所有的环节都是公平公正、没有弄虚作假的背景下做出的。《方案》给了高中和试点高校非常大的自主权,北京市教育部门不可能精力多到去检查每一个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免发生权力的腐败。

前段时间引发全民关注的河南考生举报高考掉包案,剧情反转的时候耐人寻味,案件当事人之一的苏小妹被查出参加高考自主招生时所提供的论文属于抄袭,其父亲苏检察官在采访中为女儿强行洗地,说“大家发表的论文都是抄的……天下论文一大抄,这是没错的是吧。”,基本上坐实了女儿抄论文的事实。

据报道,现在自主招生代写论文已经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如果在综合素质评价环节和面试环节出现寻租行为,对没有背景的一般考生来说是多么不公平!事情一旦发生并被曝光对政府的公信力又是多大的损害!

四、综合素质的定义偏向与底层排斥

广大的下层家庭学生是否在综合素质上就低于上层和中层家庭的学生呢?这个并不能够下一个绝对的判断,要看如何定义综合素质,是制度化体系化的知识,还是非制度化的知识,以及面对困境时非常可贵的品格和能力。

从广泛的素质上来看,上中下三个层次家庭的学生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对于城市的上层和中层家庭学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受家庭环境熏陶影响,视野开阔,知识面丰富;见识较多,举止得体且表达能力好;并且学习兴趣班的会多,有多种特长,他们的比较劣势是不够专注,博而不精。高考时,上层和中层家庭的学生在制度化体系化知识总量掌握上占有优势,只能说明他们接触的早,并不能够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更强。

对于广大下层家庭的学生,他们的优势是吃苦耐劳,比较专注认真,比较劣势是知识面比较窄,视野狭窄,且不善表达,少有机会在校外接受培训学习特长。受生活环境所限,在高考节点上,他们掌握制度化体系化知识总量相对较少,但并不能证明他们学习能力不强,他们可能从生活环境中习得了非常丰富的非制度化知识和能力。

从北京出台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中看,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更加倾向于拓展性制度化体系化的知识,对上层和中层家庭学生更为有利。

五、城乡学生在英语口语中的天然差距

最后说一下《方案》中所提到的2021年开始高考英语增加20分口语考试的问题,这项改革同综合素质评价的趋向相似,都是在凸显上层和中层家庭学生的优势,凸显城区学生的优势。

英语口语能够在学生中做出区分的是发音和口语表达,而不是语法,因为其他笔试题已经反复对语法进行了考察,学生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充分训练。影响学生发音和口语表达有两个因素,一是英语老师的发音,二是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机会。

英语作为一门非本土语言,要学习发音需要跟着老师先学习,要想说得地道,最好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口语练习。发音准不准并不是靠努力练习就能够练好的,要看英语老师的水平。

根据笔者的经验,必须得承认,城乡之间教师的质量差距确实存在而且还比较大,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更加明显,乡村中小学不少英语老师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从其他科目改行过来,县城学校稍好一些,专业英语老师多一些,最好的是市区学校,能够招到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对于乡村学生来说,从接触英语开始学习的发音就不够准确,在这样的条件下,乡村学生如何练就一口流利地道的伦敦腔呢?

城区的上层和中层学生在口语学习上具有相对优势,首先是学校师资力量好,学生学习的英语发音一般较为标准,二是校外有不少英语口语培训机构,家长可以为学生报名参加口语培训,在这样多方努力下,城区的学生能够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就成为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北京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学校平均的师资配置和教学能力会较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学校要好很多,家庭的平均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会较中国大多数地区要好很多,学生的平均综合素质可能会较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学生要高。

但是,北京的学校、学生和家庭并不是都在一条水平线上,北京也有城乡之别,也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北京有绝对数量庞大的城市中层和上层家庭,也有绝对数量庞大的城市下层和乡村家庭,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有利于上层和中层家庭的学生,然而却会对下层家庭的学生造成巨大的打击和排斥。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高考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作为第二批高考改革的四个试点地区,北京高考改革探索对于即将在全国推广的高考改革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意义。

因此,北京高考改革不能够滑向凸显家庭教育差距的方向上来,否则就会丧失社会主义教育必要的公平性,高考改革真正应该强化的是学校教育和学生自身努力程度在学业表现和高考成绩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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