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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讲演地点: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 讲演时间:2018年11月
讲演人:黄德宽
www.zgxzw.com  2018/12/24 20:01:58  来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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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德宽 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独著和合撰有《汉语文字学史》《古文字谱系疏证》《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古汉字发展论》《古文字学》等。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文字,文学作品《封神榜》描述的殷纣王所处的时代,就是甲骨文时代的末期,即便从那时候算起也有3300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了什么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这就是我们今天讲演要涉及的内容。

什么是“汉字”?

  首先要说到“汉字”这个名称。

  我经常被人询问:“汉字是汉代的文字吗?”“汉字是汉民族用的文字吗?”这些说法不完全准确。

  准确来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时代,汉字并不叫“汉字”,它那个时候叫“文”“字”“书”“名”“书契”等,“文”和“字”连在一起称呼,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使用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把这个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汉字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首先,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构形危机。这个问题,涉及汉字的起源。

  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例如先秦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也就是说当年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而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要等到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

  例如,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符号是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的符号,那个符号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如果是,那可不得了,它距今有7500年,过去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资料比我们甲骨文早,如果这个能够得到判定,我们的文字很可能就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早了。但是目前,它还难以证实,但是,它确实为汉字起源探讨提供了线索。

  距今五千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区普遍的彩陶文化,彩陶文化上有很多刻画符号,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文物上有59个不同符号,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像郭沫若就从仰韶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除了这些地方,在中国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镇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200年),出土的玉器上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很复杂,有人说这与文字也有关。另外考古人员发现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出现十个左右不同符号的组合,不同的符号连在一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是汉字的前身吗?如果是,那汉字的起源就提前到了五千多年前了。

  除此之外,在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组合性图形性符号,那也是距今五千多年左右。

  其实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它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了观测天文的遗迹,可以观察太阳的运行和季节的变化。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2017年《考古》公布了一篇文章,日月星辰的“辰”字也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这是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遗址,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是四千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中的夏代。只有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这恐怕不是偶然,现在这个文字实物给我们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的推论是完全可能的。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图①)。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辆马车(图②)。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一个参照,然后在长横上面画短横就是“上”(图③),长横下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下”(图④),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图⑤)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树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图⑥)。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只脚跨一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图⑦)就是两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涉”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图⑧)。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想表示我的脑子在思考,这个“思考”该画什么表现出来?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是画不出来的。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

  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面对困难,古人很聪明,想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借同音符号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除了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还解决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字(繁体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图⑨)。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例如“鸡”字(繁体字“鷄”),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图⑩)。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在西周时期就慢慢地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学元素的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汉字突破了第一个困境之后,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地去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就没有办法确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是东汉的隶书,都很成熟了。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图⑪)。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当时的人们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但是发展下去发现很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写草书最能表现个性,最终成为审美对象。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组合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过字形去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汉代,儒家学说经典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的古书都变成了经典,把经典刻在石碑上让人抄标准版本。唐宋开始的印刷术,经书刻版印刷成书,文字就很稳定。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要读经书才能考取功名,这样的背景下,用以写经书的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这个现象维持下来,好像汉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增强,造出洋枪洋炮,蒸汽机发明后又开始远洋航行。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所以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一部分反思者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导致科技不进步。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比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这些东西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用汉字笔画做成拼音来拼北京话。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运动。一些人觉得要学习西方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要改变首先就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技术。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这方面,蔡元培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另外像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等,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不过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出,把汉字废了也比较难,因为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各地说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该拼谁的?是拼天津话、北京话、广东话、福建话还是四川话?所以大家觉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得先把语言统一起来,要加强国语。所以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要学口语,“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这样两者相互影响,当时的学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罗马字的拼写方案。

  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又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也有很多代表人物签名,蔡元培、鲁迅他们都签名了,一共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赞同。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个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想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时推进了民族共同语,统一国语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发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所以简化字在民国时期就推出了,也是钱玄同提出来的,胡适则建议说用老百姓使用的俗字就可以了,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后来没有推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郭沫若是关键人物。周恩来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项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汉字繁简之争。前些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恢复繁体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恢复还不够,要恢复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认为,繁体字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繁体字和保存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

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最近还有人在说,汉字还要简,越简越好。还有人说汉字必须搞拼音化,跟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这个汉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写起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打字,多数是用汉语拼音,省事儿。

  我们怎么看这种争论?怎么看汉字近代以来走过的危机?今天汉字从危机中走过了吗?

  其实,汉字是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如果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文明就中断了。汉字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地方摆放,因为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那么,我们怎么和西方接轨?其实拼音已经解决了和西方接轨的问题,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东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译,例如人名他只能音译,而汉语拼音就解决了这个音译的问题。如果没有简化字、普通话,我们的教育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现在进一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语言文字实现了现代化,语言文字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日本,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语言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就是信息化。所以现在我们不会说把汉字废掉,因为它是废不了的。

  回想三千多年来,汉字经历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确实是了不起。可以说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也正好体现了一个精神,《周易》讲“《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构形危机的解决是为了发展应用,走出书写困境是为了应用,所以现代化转型也是这样,我想未来也会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二十一世纪了,信息化已经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了,我们现在不要写字了,我们想传递信息时只需要对着手机一讲,发一个语音,就完成信息传递了。文字不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吗?那么未来,汉字会消亡吗?我相信,汉字在信息化时代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之道,一定会沿着它的历史轨迹走,因为文字是文明,是历史、文化、审美和人的心理结构的综合,中华文明只要能够持续发展,汉字仍然会存在。任何语言文字的发展,都是与其文化的强大、发展相关的,随着我们国力的提高,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对汉字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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